他身上道家气味比较重，生活上是道家，但是大关节处，他一定是个儒家。
总之，从广义宋明理学的视域出发，可以发现理学或心学的理论内部并不缺乏有关气这一实在性问题的探索，气并不是所谓气学家的专利而已。（参见吴震，2017年）但在阳明学的观念中，良知本体作为一种实体存在，同时又在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中发用流行。
我们所关注的是先秦传统儒学在宋代的全面复兴，导致儒学的理学化及哲学化的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作出重新理解。关于朱子思想的这一微妙变动，很快被陆象山所察觉，但在他看来，朱子此说似是而非，并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陆九渊，第400页）象山坚信德性是一切学问的前提，因为形而上者的道德性命之学才是根本学问，而形而下者的名物度数之学则不足以体现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儒学精神，象山与弟子的一场对话就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 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四百年后，当王阳明注意到朱陆之间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争论时，他可以比较冷静地作出判断，并且从朱子的字里行间，洞察到朱子虽欲调和两种为学方法，但其前提立场显然有误，仍然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了，同时，阳明也不愿重新激发朱陆之争，因而主张德性与问学应同时并重，尊德性不能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道问学也不能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20]〔日〕山井涌，1980年：《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程颢、程颐，1981年：《二程集》，中华书局。
（朱熹，1986年，第18页）可见，朱子学的体用观涉及天道与性命两个方面，属于理学本体论的建构。也正由此，我们可以说，宋明理学是一场整体性的思想运动，不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关切，即重建儒学的价值体系以推动儒学的全面复兴。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处理的。
林：那当然啦，但它也是交流呀。我不同意把以哲学解释儒学的称为新儒家，这个范围太广。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是非常隐蔽的、长期的、深入的和广泛的，并且这个问题也尚未被重视。儒学发展根本道路是：回到自身、面对自身，用儒学自己的言说，向人民倡导儒学，让儒学生活化。
如果以汉族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反而当作杂草铲除了，基督教文化必定占据这个空间。这跟任继愈先生当然不一样了，你看他的中国哲学通史，怎幺是儒家呢？所以不要纠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划界。
第一种含义是在大陆流行的广义的新儒家，几乎任何20世纪中国学人，凡对儒学不存偏见而认真研究者，都可以看作新儒家。乙酉年八月十四日/西历2005年9月17日 于珞珈山麓东湖之滨 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新儒学 中国文化 。至于说他们所认可的那些，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不能要求太多。因此，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陈明、蒋庆等第四代新儒家如何与前代尤其是第三代新儒家接上了轨？我不是反对把陈明、蒋庆等归入新儒家，而是说这种判教体系应该是有标准的。
这个变动本身是荒谬的，是不顺当的，最后的结果是一塌糊涂。这篇文章翻译出来，第一次发是在《鹅湖》月刊发的，后来这篇文章也被收入罗义俊先生编的《评新儒家》里面。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整个的文化全部洗掉了。文革结束后，197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我就已经完全有记忆了。
要不中国的农村为什幺那幺多人接受基督教？ 邓：对于中国文化遭到的破坏，我想谈点另外的看法。我不写佛教的论文吗？当然也写。
新儒家蔚为大观，有几个原因。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在这里面转过来绕过去，谁说谁怎幺说，谁又说谁说谁怎幺说，然后越来越远，原先他们所根据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反而不熟。
梁：结果就沦为对古人的解释、关于解释的解释、关于解释的解释的解释……而根基反而丧失了。但如果没有一种根本的本固，很容易让儒学进入非儒学，儒学与非儒学的互动造成的结果是儒学变成了非儒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展是很有趣的。判断现代新儒家的标准是什幺？ 林：以张灏先生那篇文章来看，主要涉及到的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没有冯友兰。当时东海大学招聘，牟先生去了东海大学，徐复观也去了。孙：我看过您注的《道德经》。
我觉得第几代无所谓，只是为了方便而已。林：其实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
起先唐先生跟钱宾四他们一起办了新亚书院。1975年，《鹅湖》月刊创刊。
那我觉得新儒家发展下来是学者的儒家，它跟国家生民百姓并没有那幺直接而有利的关系，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我是这样做人的，这样读书的。
你说冯友兰算不算新儒家？如果钱宾四都不是，冯友兰怎幺是？我认为这种争议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和传统，每个人都应该作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从1991年至2001年曾经在乡村小学教书，2001年才考到四川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第三个，在整个文化脉络之上，它是不可能做这个变动。
所以上一次我在会议（按：指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您来的前一天，我公开提出，我们与其仅仅坐在这里花大量精力来讨论这些问题——当然这方面也是必要的，但作为儒家的学者，不如每年抽出一些时间面向民众讲儒学，每年从工资里面贡献一定的百分比，倡导儒学。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是什幺样的方法？不能是考古的方法，不能当成死物，而应该带有同情的理解的方法。
影响最大的是牟先生、唐先生的书。这样做跟最早提出的新儒家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这里暂时不涉及对儒家的态度。孙：关于基督教的问题，我可以简单插一句。
按照狭义的新儒家，肯定不会把冯友兰、贺麟列为新儒家。邓：今天我们几个师兄弟拜访林老师，并就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儒学复兴、文化复兴等问题请教林老师，尤其想向林老师请教有关现代新儒学的某些问题。不要说青年，老中青三辈的通识都不足，所以我强调回归原典，形成好的通识。继续发展分海内和海外的发展。
我们与西方沟通的必要性在哪里？我认为没有什幺可沟通的。我最有兴趣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有我的兴趣。
我这个提法引起了刘述先先生的意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国论坛》，《中国论坛》把那封信转给了我。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不论。
中国大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但如果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学者有恰当的跟其它的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有一个互动来往，他们的思想就会不自觉传出去了，出去了就有影响了。
